《橘颂》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出色的咏物抒情诗。南宋刘辰翁据此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作品通过对橘树的赞颂，表现了诗人自己“独立”“异志”，忠贞爱国，坚贞不渝的品格和情操。
屈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非常喜欢尧、舜、禹、汤、周公、箕子、比干等儒家推崇的偶像式人物。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他与屈原同为战国中后期人，而且一为北方邹人，一为南方楚人，南北相隔，互不交通，也未曾谋面。两者是否具有什么关系？通观作品，可见孟子学说对屈原《橘颂》的深度影响。
一、《橘颂》与孟子学说的多处相合
（一）审美观的相合
诗中“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何兮。”从橘树叶子的颜色“绿”、果实外表的“青黄”“文章烂”和果实的“抟”两个方面来描述其美。《汉语大词典》释“烂”：（14）光明，明亮。（15）色彩绚丽①《汉语大词典》释“烂”第（14）（15）义项。。王逸注曰：“言橘叶青，其实黄，杂糅俱盛，烂然而明”（《楚辞章句》）。注“抟”曰：“圆也，楚人名圜为抟。”“橘实初青，既熟则黄，若以青为叶，则上文已言绿叶矣。”[1](p155)言明青黄皆言其实。朱熹注曰：“抟，圆也，与团同”（《楚辞集注》）。意即圆实充满。有人将这几句译作：“绿的叶，白的花，尖锐的刺，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2](p25)这正与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上》）。相合。孟子审美观的精华之一便是内在充实与外表光泽的统一。《诗经》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咏物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等只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借景言情”，而非托物言志。表现美，或比较笼统，如“窈窕”表现“淑女”（《关雎》）或单纯外表，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脸如蝤麒，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少数诗篇如《桃夭》，表现美比较全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分别从叶茂、花艳、果多三个方面表现美，但侧重外形与数量，没有像屈原这样既写其果实之饱满，又写其颜色之鲜艳，又写果实之光泽绚烂，侧重质地饱满与光泽。显然这是受了孟子审美观的影响。
（二）价值观的相合
屈原以伯夷自比，“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论语》四章5次出现“伯夷”字样，主要是就其“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而加以褒赞，但孔子又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钱穆注曰：“惟孔子之道，高而出之。”[3](p431)可见孔子并不将伯夷之举视为最高。而《孟子》则八章15次出现“伯夷”字样，对伯夷给予高度褒赞，尤其是称道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孟子·万章下》）“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则与屈原的“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等立志报国、注重德行、坚持真理、宁可孤立无援也不失其志的价值追求和实际行动完全一致。至于孔子之“高”则并未被屈原所取。伯夷之事载于《史记》：“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史记·伯夷列传》）这是孟子所欣赏的，也正是屈原所欣赏并践行的。所以，楚亡之后，他不愿做秦之臣，自投汨罗江而死，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爱国、勇敢等品行。
（三）道德观的相合
屈原以橘树品格称说自己“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诗人为什么会“无求”呢？无法从本诗甚至诗人的其他诗中找到解释，但可从孟子学说中得到答案。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既然天地万物皆为我所有，那又何必再去多求什么？也正因为无所求，所以能像孟子所言的“配义与道”之“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即能如诗所言的“壹志”“独立”“秉德无私”。再进一步问：难道诗人真的什么都无所求吗？若果真如此，他就不至于投汨罗江而死了，可见他还是有所求的。那么他求什么呢？孟子有“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之说，即“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4](p206)以求问心无愧、自我完善。而“夷齐在当时，逃国而去，只求心安”[5](p162)。屈原自投汨罗江这种求安心、求完善的心理，孟子学说就是其注脚，否则无法解释这种无求与自尽的矛盾。
从诗人“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可看出他追求真理、痴心不改，这正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之说相合。诗中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表示自己独自清醒、超然自立，决不同流合污，正与孟子向万子解释关于孔子所谓“乡原，德之贼也”的话语相合：“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解释“德之贼”并完全可以让人窥见孟子的决不同流合污的思想，是《论语》中未加阐释的，可见，屈原直接取自孟子学说。
（四）自信心的相合
《橘颂》直言：“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显得有些自夸，甚至有些狂妄，但从另一侧面，也正可看出诗人的自信心，这与孟子“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所体现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如出一辙，也表现出两者在自信心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的天命内涵也基本一致。在屈原看来，人生有命，不应有“迁”（更改、变动），自己生于南国，就只能忠于而不能背叛，或者说，生于南国就是天命，就是天对自己责任的赋予。孟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正是因为上天对“斯人”赋予重任的必然磨炼。受命不迁与生南国之间的必然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之间的必然关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同一性，只不过一为天命与出生地的关系，一为天命与后天磨炼的关系，二者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二、孟子影响屈原的设想
为什么不认为是屈原自创上述相合之处或认为是屈原影响了孟子呢？原因在于：
（一）从年龄上看，按常理应当是孟子影响屈原
屈原生年目前尚不能最终确定，学界计有11种说法，分别是公元前365、公元前355、公元前343正月二十一日、公元前343正月二十二日、公元前340、公元前339、公元前335、公元前343、公元前353、公元前342、公元前341年[6](p59-60)目前学界比较认可他约生于公元前340年。
孟子生卒年亦有争议。王成儒列举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终年82岁，第二种意见是生于公元前372年（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终年84岁，第三种意见是生于公元前372年（周定王三十七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终年84岁，认为“第一种意见也较为合理。……如此以（一）来，与《孟子》一书中出现的人物、事件等，均显得比较吻合，接近正确。”[7](p9)一般认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以比较流行的看法观之，孟子比屈原大32岁。
（二）从《橘颂》创作时间上看，屈原受孟子影响应能成立
郭沫若、金开诚、褚斌杰等人认为，《橘颂》是屈原年轻时作品，据较为细致的考证，“公元前317年(楚怀王12年，周慎靓王四年)屈原二十四岁《九歌》（除《国殇》外)《橘颂》当作于是年前后。”[8](p27)屈原这样年轻，且当时“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主要是从政，其次是管理宗庙祭祀，兼对屈、景、昭三大氏子弟进行传统教育（任“三闾大夫”一职），然后还要作诗，创立新诗体，内外事务繁忙，写诗亦需要时间，不大可能有精力、有背景做出这样出色的哲学思考，从而具有如此系统、全面的审美观及隐含着深刻内涵或根据的价值观、道德观等，且与孟子学说有如此之大的吻合之处。所以，屈原不可能是完全自创上述相合诸方面，最大的可能是受到孟子这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学说的影响，这也与多少年来，一直是北方文化传入南方、影响南方文化的普遍现象相吻合。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橘颂》创作时间应在楚怀王十八年即公元前311年[9](p7)，有学者认为是诗人晚期作品[10](p35)，有学者甚至认为作于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回顾生平自我总结和自我勉励之作。”[11](p10-13)如果这些观点能够成立，则屈原就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孟子》一书了（如果当时《孟子》一书已传入的话）。孟子卒于公元前289年，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年，比孟子迟11年左右才离世。屈原晚年创作《橘颂》，可能孟子已经离世，孟子学说已经全部形成。
总之，不可能是孟子受了屈原影响而形成《孟子》。因为如果《橘颂》是屈原早期所作，孟子也已年逾花甲，思想早已成熟，况且当时北方已进入宗法制社会，官僚体制代替贵族体制，而楚地仍是巫风森然、贵族世袭，北方比南方相对进步，进步社会影响相对落后社会具有优势，反之则难度较大。因此，南方文化影响北方文化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是屈原晚期所作，则孟子已不在人世，即使《孟子》是孟子弟子编纂的，他们也不会吸收屈原或其他人的思想而融入书中，因为这样做等于是擅自改变了老师之思想观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
三、孟子学说南传假说
当时孟子学说有没有南传？屈原有没有可能知晓孟子学说或者读过《孟子》这本书呢？
（一）《孟子》一书何人何时所出，亦存在争议
主要说法有三：东汉赵岐等认为是孟子自己所作：“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题辞》）；唐朝韩愈等认为是孟子死后成书；西汉司马迁认为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今人多以司马迁之说为是。那么，孟子之“退”是在何年呢？只要弄清孟子离开齐宣王的时间即可。据杨泽波考证，公元前312年，孟子离开齐宣王，时年61岁，“自此结束在外近30年的游历生活，不复出游。”[12](p486)61岁是以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而言的，如果以公元前385年计算，则孟子已73岁。孟子在61岁或73岁之时，其学说当然已经非常成熟。按司马迁之说，《孟子》一书也可能早已问世。
按孟子61岁算，屈原时年29岁，按孟子73岁算，屈原时年41岁，即屈原至早是29岁以后才有可能看到《孟子》一书，即24岁作《橘颂》时并未看到《孟子》一书。尽管如此，仍然能够得到解释，一是孟子学说并非等到《孟子》成书以后才会流传，成书前孟子学说已经流传开来，因为孟子毕竟游说诸侯近30年之久，孟子思想初步形成于游历之前，成熟于游历之间，完善于成书之时。这应当是合乎逻辑的推断。所以屈原很可能已经有所“闻”了，而屈原“博闻强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为他能够迅速、准确地吸收孟子学说且在诗中表现出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二是邹与楚相距不远，孟子游历过齐、宋、薛、鲁、滕、魏等诸侯国，其中鲁、薛、滕距楚较近，齐、宋、魏与楚是邻国，所以传播学说较为方便、快捷。
如果《橘颂》并非作于屈原24岁而是晚年呢？则屈原听闻孟子学说或看到《孟子》一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二）郭店楚简的旁证
1993年10月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发现的先秦经典中，儒家经典有《缁衣》《五行》《忠信之道》《六德》《语丛》等12篇，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正属战国中期，也正是屈原生活的年代。楚简中并无《孟子》，可能的原因是：（1）出土的楚简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孟子》等楚简有待新出土佐证。（2）《孟子》虽已传入，但尚未刻成楚国文字。（3）《孟子》尚未成书。（4）《孟子》虽已成书但未传入。前两者不影响作为贵族、高官的屈原读到《孟子》，后两者不影响屈原听闻孟子学说，特别是他具有“博闻强志”及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官职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可以设想，屈原创作《橘颂》之时，孟子学说甚至《孟子》一书已南传至楚国，并对屈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审美观方面还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屈原在《橘颂》中以文学的形式自然地表现出这种影响来。屈原《橘颂》托物之“美”言“志”之高，无论是“美”还是“志”，其思想观点均与孟子相合，孟子学说应是其思想来源。
清代陈澧在《东塾读书记》所言：“屈子虽为辞赋家，其学则为儒家。”至于儒家是不是包括孟子，则未提。虽然孟子、屈原的生卒年尚有争议，《孟子》成书作者及年代和《橘颂》创作时间亦有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可以窥见《橘颂》受到孟子学说影响之大略。目前尚未见到学术界有《橘颂》受到孟子学说影响之说，本文仅为臆说，求教于大方之家。
[1]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章句补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东昌，庆丰.古诗源·白话楚辞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郭维森.屈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王成儒.《孟子》之谜[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8]卢文晖.屈原年表[J].辽宁师院学报，1980（2）.
[9]许富宏.再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J].云梦学刊，2000（6）.
[10]夏奇娇.《橘颂》：是屈原的作品，是屈原晚年的作品[J].名作欣赏，2014（30）.
[11]陈学文.论《橘颂》当为屈原晚年所作[J].湘南学院学报，1998（4）.
[12]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橘颂》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出色的咏物抒情诗。南宋刘辰翁据此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作品通过对橘树的赞颂，表现了诗人自己“独立”“异志”，忠贞爱国，坚贞不渝的品格和情操。屈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非常喜欢尧、舜、禹、汤、周公、箕子、比干等儒家推崇的偶像式人物。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他与屈原同为战国中后期人，而且一为北方邹人，一为南方楚人，南北相隔，互不交通，也未曾谋面。两者是否具有什么关系？通观作品，可见孟子学说对屈原《橘颂》的深度影响。一、《橘颂》与孟子学说的多处相合（一）审美观的相合诗中“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何兮。”从橘树叶子的颜色“绿”、果实外表的“青黄”“文章烂”和果实的“抟”两个方面来描述其美。《汉语大词典》释“烂”：（14）光明，明亮。（15）色彩绚丽①《汉语大词典》释“烂”第（14）（15）义项。。王逸注曰：“言橘叶青，其实黄，杂糅俱盛，烂然而明”（《楚辞章句》）。注“抟”曰：“圆也，楚人名圜为抟。”“橘实初青，既熟则黄，若以青为叶，则上文已言绿叶矣。”[1](p155)言明青黄皆言其实。朱熹注曰：“抟，圆也，与团同”（《楚辞集注》）。意即圆实充满。有人将这几句译作：“绿的叶，白的花，尖锐的刺，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2](p25)这正与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上》）。相合。孟子审美观的精华之一便是内在充实与外表光泽的统一。《诗经》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咏物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等只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借景言情”，而非托物言志。表现美，或比较笼统，如“窈窕”表现“淑女”（《关雎》）或单纯外表，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脸如蝤麒，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少数诗篇如《桃夭》，表现美比较全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分别从叶茂、花艳、果多三个方面表现美，但侧重外形与数量，没有像屈原这样既写其果实之饱满，又写其颜色之鲜艳，又写果实之光泽绚烂，侧重质地饱满与光泽。显然这是受了孟子审美观的影响。（二）价值观的相合屈原以伯夷自比，“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论语》四章5次出现“伯夷”字样，主要是就其“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而加以褒赞，但孔子又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钱穆注曰：“惟孔子之道，高而出之。”[3](p431)可见孔子并不将伯夷之举视为最高。而《孟子》则八章15次出现“伯夷”字样，对伯夷给予高度褒赞，尤其是称道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孟子·万章下》）“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则与屈原的“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等立志报国、注重德行、坚持真理、宁可孤立无援也不失其志的价值追求和实际行动完全一致。至于孔子之“高”则并未被屈原所取。伯夷之事载于《史记》：“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史记·伯夷列传》）这是孟子所欣赏的，也正是屈原所欣赏并践行的。所以，楚亡之后，他不愿做秦之臣，自投汨罗江而死，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爱国、勇敢等品行。（三）道德观的相合屈原以橘树品格称说自己“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诗人为什么会“无求”呢？无法从本诗甚至诗人的其他诗中找到解释，但可从孟子学说中得到答案。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既然天地万物皆为我所有，那又何必再去多求什么？也正因为无所求，所以能像孟子所言的“配义与道”之“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即能如诗所言的“壹志”“独立”“秉德无私”。再进一步问：难道诗人真的什么都无所求吗？若果真如此，他就不至于投汨罗江而死了，可见他还是有所求的。那么他求什么呢？孟子有“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之说，即“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4](p206)以求问心无愧、自我完善。而“夷齐在当时，逃国而去，只求心安”[5](p162)。屈原自投汨罗江这种求安心、求完善的心理，孟子学说就是其注脚，否则无法解释这种无求与自尽的矛盾。从诗人“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可看出他追求真理、痴心不改，这正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之说相合。诗中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表示自己独自清醒、超然自立，决不同流合污，正与孟子向万子解释关于孔子所谓“乡原，德之贼也”的话语相合：“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解释“德之贼”并完全可以让人窥见孟子的决不同流合污的思想，是《论语》中未加阐释的，可见，屈原直接取自孟子学说。（四）自信心的相合《橘颂》直言：“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显得有些自夸，甚至有些狂妄，但从另一侧面，也正可看出诗人的自信心，这与孟子“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所体现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如出一辙，也表现出两者在自信心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的天命内涵也基本一致。在屈原看来，人生有命，不应有“迁”（更改、变动），自己生于南国，就只能忠于而不能背叛，或者说，生于南国就是天命，就是天对自己责任的赋予。孟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正是因为上天对“斯人”赋予重任的必然磨炼。受命不迁与生南国之间的必然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之间的必然关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同一性，只不过一为天命与出生地的关系，一为天命与后天磨炼的关系，二者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二、孟子影响屈原的设想为什么不认为是屈原自创上述相合之处或认为是屈原影响了孟子呢？原因在于：（一）从年龄上看，按常理应当是孟子影响屈原屈原生年目前尚不能最终确定，学界计有11种说法，分别是公元前365、公元前355、公元前343正月二十一日、公元前343正月二十二日、公元前340、公元前339、公元前335、公元前343、公元前353、公元前342、公元前341年[6](p59-60)目前学界比较认可他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孟子生卒年亦有争议。王成儒列举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终年82岁，第二种意见是生于公元前372年（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终年84岁，第三种意见是生于公元前372年（周定王三十七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终年84岁，认为“第一种意见也较为合理。……如此以（一）来，与《孟子》一书中出现的人物、事件等，均显得比较吻合，接近正确。”[7](p9)一般认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以比较流行的看法观之，孟子比屈原大32岁。（二）从《橘颂》创作时间上看，屈原受孟子影响应能成立郭沫若、金开诚、褚斌杰等人认为，《橘颂》是屈原年轻时作品，据较为细致的考证，“公元前317年(楚怀王12年，周慎靓王四年)屈原二十四岁《九歌》（除《国殇》外)《橘颂》当作于是年前后。”[8](p27)屈原这样年轻，且当时“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主要是从政，其次是管理宗庙祭祀，兼对屈、景、昭三大氏子弟进行传统教育（任“三闾大夫”一职），然后还要作诗，创立新诗体，内外事务繁忙，写诗亦需要时间，不大可能有精力、有背景做出这样出色的哲学思考，从而具有如此系统、全面的审美观及隐含着深刻内涵或根据的价值观、道德观等，且与孟子学说有如此之大的吻合之处。所以，屈原不可能是完全自创上述相合诸方面，最大的可能是受到孟子这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学说的影响，这也与多少年来，一直是北方文化传入南方、影响南方文化的普遍现象相吻合。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橘颂》创作时间应在楚怀王十八年即公元前311年[9](p7)，有学者认为是诗人晚期作品[10](p35)，有学者甚至认为作于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回顾生平自我总结和自我勉励之作。”[11](p10-13)如果这些观点能够成立，则屈原就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孟子》一书了（如果当时《孟子》一书已传入的话）。孟子卒于公元前289年，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年，比孟子迟11年左右才离世。屈原晚年创作《橘颂》，可能孟子已经离世，孟子学说已经全部形成。总之，不可能是孟子受了屈原影响而形成《孟子》。因为如果《橘颂》是屈原早期所作，孟子也已年逾花甲，思想早已成熟，况且当时北方已进入宗法制社会，官僚体制代替贵族体制，而楚地仍是巫风森然、贵族世袭，北方比南方相对进步，进步社会影响相对落后社会具有优势，反之则难度较大。因此，南方文化影响北方文化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是屈原晚期所作，则孟子已不在人世，即使《孟子》是孟子弟子编纂的，他们也不会吸收屈原或其他人的思想而融入书中，因为这样做等于是擅自改变了老师之思想观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三、孟子学说南传假说当时孟子学说有没有南传？屈原有没有可能知晓孟子学说或者读过《孟子》这本书呢？（一）《孟子》一书何人何时所出，亦存在争议主要说法有三：东汉赵岐等认为是孟子自己所作：“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题辞》）；唐朝韩愈等认为是孟子死后成书；西汉司马迁认为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今人多以司马迁之说为是。那么，孟子之“退”是在何年呢？只要弄清孟子离开齐宣王的时间即可。据杨泽波考证，公元前312年，孟子离开齐宣王，时年61岁，“自此结束在外近30年的游历生活，不复出游。”[12](p486)61岁是以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而言的，如果以公元前385年计算，则孟子已73岁。孟子在61岁或73岁之时，其学说当然已经非常成熟。按司马迁之说，《孟子》一书也可能早已问世。按孟子61岁算，屈原时年29岁，按孟子73岁算，屈原时年41岁，即屈原至早是29岁以后才有可能看到《孟子》一书，即24岁作《橘颂》时并未看到《孟子》一书。尽管如此，仍然能够得到解释，一是孟子学说并非等到《孟子》成书以后才会流传，成书前孟子学说已经流传开来，因为孟子毕竟游说诸侯近30年之久，孟子思想初步形成于游历之前，成熟于游历之间，完善于成书之时。这应当是合乎逻辑的推断。所以屈原很可能已经有所“闻”了，而屈原“博闻强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为他能够迅速、准确地吸收孟子学说且在诗中表现出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二是邹与楚相距不远，孟子游历过齐、宋、薛、鲁、滕、魏等诸侯国，其中鲁、薛、滕距楚较近，齐、宋、魏与楚是邻国，所以传播学说较为方便、快捷。如果《橘颂》并非作于屈原24岁而是晚年呢？则屈原听闻孟子学说或看到《孟子》一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二）郭店楚简的旁证1993年10月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发现的先秦经典中，儒家经典有《缁衣》《五行》《忠信之道》《六德》《语丛》等12篇，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正属战国中期，也正是屈原生活的年代。楚简中并无《孟子》，可能的原因是：（1）出土的楚简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孟子》等楚简有待新出土佐证。（2）《孟子》虽已传入，但尚未刻成楚国文字。（3）《孟子》尚未成书。（4）《孟子》虽已成书但未传入。前两者不影响作为贵族、高官的屈原读到《孟子》，后两者不影响屈原听闻孟子学说，特别是他具有“博闻强志”及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官职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设想，屈原创作《橘颂》之时，孟子学说甚至《孟子》一书已南传至楚国，并对屈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审美观方面还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屈原在《橘颂》中以文学的形式自然地表现出这种影响来。屈原《橘颂》托物之“美”言“志”之高，无论是“美”还是“志”，其思想观点均与孟子相合，孟子学说应是其思想来源。清代陈澧在《东塾读书记》所言：“屈子虽为辞赋家，其学则为儒家。”至于儒家是不是包括孟子，则未提。虽然孟子、屈原的生卒年尚有争议，《孟子》成书作者及年代和《橘颂》创作时间亦有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可以窥见《橘颂》受到孟子学说影响之大略。目前尚未见到学术界有《橘颂》受到孟子学说影响之说，本文仅为臆说，求教于大方之家。参考文献：[1]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章句补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东昌，庆丰.古诗源·白话楚辞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郭维森.屈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7]王成儒.《孟子》之谜[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8]卢文晖.屈原年表[J].辽宁师院学报，1980（2）.[9]许富宏.再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J].云梦学刊，2000（6）.[10]夏奇娇.《橘颂》：是屈原的作品，是屈原晚年的作品[J].名作欣赏，2014（30）.[11]陈学文.论《橘颂》当为屈原晚年所作[J].湘南学院学报，1998（4）.[12]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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